民族文化烛照的中国故事—当前电视剧创作刍议

发布时间:2018年07月04日 16:07 丨 进入复兴论坛 丨 来源:中国电视艺术网

  集流行性、通俗性、娱乐性等基本属性于一身的电视剧早已突破了电影艺术的小众化趣味和小说叙事的精英化立场,强有力地吸引了最大数量的观众群体,并在潜移默化之中影响着他们的日常生活,建构着他们的文化心理,引导着他们的价值走向。作为最具本土文化特性的大众文艺样式,电视剧着力解决和孜孜探求的艺术命题即在于:如何利用电视剧的视听语言为当下观众创造出具有民族文化品性的中国故事。毫不夸张地说,民族文化品性是包含电视剧在内的一切文艺样式“走下去”的根本动力,更是它们在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下“走出去”的关键资本。结合当前电视剧的民族文化品性来看,它一方面大量发掘历史题材进而从传统文化中寻求精神资源,另一方面则密切观照当下国民的现实人生,从而捕捉时代精神。随着《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外科风云》《白鹿原》《鸡毛飞上天》《于成龙》《淬火成钢》《那年花开月正圆》等一系列剧作陆续面世,2017年的国产剧坛可谓高潮迭起、精彩不断。

一、广阔的历史主义:传统精神的当代表达

  历史题材向来颇受观众青睐。当前的历史剧等可谓产出颇丰。与以往清宫戏、抗日剧、穿越剧扎堆播映的情势有所不同,今年的荧屏进一步拓宽了电视剧的时间边界和题材类型,且日益呈现出“广阔的历史主义”这一精神风貌。除了《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颇受年轻观众追捧的古装玄幻片以外,《大秦帝国之崛起》《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于成龙》《白鹿原》等一批历史正剧同样收获了票房与口碑的双重认可。历史正剧的回归一方面源于近年来的传统文化热,另一方面契合了借文化输出以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民族复兴诉求。就中国电视剧海外传播的具体情形而言,古装历史戏往往被视为浓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剧种样式而更易激起海外观众的兴趣并获得他们的喜爱。占据了半壁江山的历史剧犹如一个个放大镜,不断探求着风云激荡的历史事件和不同寻常的传奇人物。前者往往在宏大叙事的框架之下重现历史场景,而后者则主要依托传奇人物的生命轨迹来更为鲜活、具体地塑造年代感和沧桑感。前者更关注重大历史事件的起承转合乃至细枝末节,而后者则更关注个体在历史风潮中的成长历程。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不少电视剧正在关注新中国的建设史,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激变,这无疑为近年来盛行的抗战剧、谍战剧等革命历史剧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新人耳目的同时也更容易获得中老年观众的情感认同。如《花儿与远方》以1952年的新疆建设兵团为时代背景,讲述了一群怀着满腔热血的山东姑娘扎根边疆、艰苦垦殖并获得人生幸福的励志故事;《绝密543》重现了成立于1959年的空军地空导弹部队不畏艰辛、不惧危险,誓死保卫新中国领空的英雄壮举;《情满四合院》以北京一所四合院为故事发生地,呈现了食堂厨师傻柱、钢厂工人秦淮茹等一批普通市民自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近30年的生活变迁史;《北方大地》将镜头聚焦于1992年的小型工厂倒闭风潮,再现了改革开放所触发的社会变迁及普通民众的精神成长;《我的1997》审视了1976年至1997年间香港、内地二十余年的岁月变迁及两地青年孜孜进取的奋斗历程……相较于大量古装戏、宫廷戏、谍战片、抗战片、玄幻片等,对新中国成立后时代变迁及国民生活的荧屏再现无疑扩充了电视剧的历史言说空间,也以更接地气的方式为更多的中老年观众复现了几乎与新中国历史同步挺进的青春记忆、成长历程及生命体验。

  当然,历史之广阔并不仅仅体现在对历史时段和剧作题材的双重突破上。隐遁在历史场景之中的人文情怀、潜藏在历史人物之中的生命意识、流动在历史事件之中的历史精神等都超越了历史叙事本身并令历史在其装扮之下更加鲜活动人、摄人心魂。较之前些年较为盛行的帝王戏,当前的电视荧屏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历史人物、英雄人物及民间传奇人物。如《于成龙》呈现了清朝廉吏于成龙刚正不阿、清正廉明的一生;《宋耀如•父亲》以可靠的史料为依托,重塑“宋氏三姐妹”亲生父亲宋耀如这一民主革命先驱的形象,展现了其游走于中西文化之间跌宕起伏的人生命运;《那年花开月正圆》取材自陕西安吴堡吴氏家族史实,再现了清末陕西女首富周莹重振家业、引领改革的民间佳话;而《传奇大亨》则以传媒大亨邵逸夫为原型,借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顾氏兄弟创建早期电影事业的奋斗历程还原了特殊语境下“文艺救国”的时代信念……无论是历史人物、英雄人物还是传奇人物,他们虽然处在风潮迭起的大时代中,却不再是金光闪闪的“高大全”的传奇英雄。在各个作品近乎生活化的平静叙事中,他们逐渐褪去了头上的光环,复归到“人”的常态,以与观众近乎平等的姿态演绎着自身的命运浮沉、爱恨离愁。而一旦从宏大叙事的范式中破框而出,电视剧其实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表达空间和更大的艺术自由。

  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本身既具有积极阳光的生命追求,也具有包罗万象的藏污纳垢性。我们这里所说的传统精神专指传统文化资源中那些促人向上、催人向善、引人向美的积极力量。如改编自同名经典小说的剧作《白鹿原》细致描摹了白、鹿两大家族三代人近半个世纪的命运起伏,并以此为窗口真实展现了“一个民族的秘史”。当前不少年代戏都沿袭了家族叙事的基本范式。从社会层面来说,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特殊构型,如费正清所言,“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人、政府或教会”。①这有别于西方近代社会以个人为单位的社会构型。而从文化层面来说,家族在宗法制和家国同构的双重保障下,几乎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堡垒”。②即是说,作为传统社会的重要表征,家族本身即是传统伦理规范和文化精神的载体和投影。在《白鹿原》中,那块“耕读传家”的匾额凝聚了传统社会的伦理诉求,而借助白嘉轩这一重要人物形象得以完成的对于“仁义”思想的影像化阐释,更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当代致敬。

  无论是传统文化的“往日繁华”,还是革命历史的“风云诡谲”,抑或传奇人物的“英雄养成记”,它们在言说自身的时候也建构着当下观众的情感认同。历史的荣耀增强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信心,历史的苦难强化了他们对当前生活的认同,而英雄人物在成长历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坚韧、勇敢、智慧、拼搏等优秀品质无疑为一切寻求人生进步的观众提供了奋斗样板和力量来源。于此,当观众借助屏幕去感知历史的时候,他们同时进入了与过去和当下的双重对话,也在这种积极对话中更好地理解了历史,也更好地认识了“人”。

二、辽阔的现实关怀:时代气息的同步捕捉

  如果说传统精神的来源主要取自“已经发生的事”,那么时代气息的养成则主要依赖“正在发生的事”。对当下国民生活面貌、心理状态乃至情感流动的写实化呈现,一直都是电视剧的重要观照点之一。当下的中国已经是高速运转的现代化社会,而与现代化进程同步而来的是当代人的心理结构和情感认知的剧烈震荡。日益发达的工业文明带来各种技术提升,而奔走于城市空间的“人”则被裹挟进乌乌泱泱的技术洪流。在这样一个为波兹曼所担忧的“文化向技术投降”的工业化时代,人的肉身和精神在各种信息的轰炸和拉扯之下日益陷入“碎片化”的生存焦虑。近些年,以都市为演绎空间的现实题材剧作蔚为大观,其中囊括了青春、偶像、言情、悬疑、推理、医卫、军事、励志等各种叙事类型。不过,在各种类型的都市剧中,时尚、偶像、言情几乎成为不可或缺的元素,故而吸引了相当数量的年轻观众。笼统说来,现实剧作中的“国民大生活”大都聚焦于成长、婚恋、成功三大命题。

  都市女性既是当前电视剧重要的表现主体之一,也是较为庞大的电视剧观众群体。如果说男性往往渴求着成功,那么女性则总是为婚恋问题所困扰。一批剧作立足于探讨当代都市女性的生存现状及精神成长,家庭和职场无疑成为这批剧作探究女性命运的两大空间。如果说家庭隐喻着私人话语的彰显,那么职场则关联着公共话语的裁定,前者丈量着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而后者则确证着女性在社会上的价值。两者皆不可偏废,否则便极易引发女性的命运变故甚至人生悲剧。如在《我的前半生》中,作为家庭主妇的罗子君之所以被生活迎头痛击,即在于其满足于家庭生活的富足安逸而将自我放逐于职场之外。而对于男性的过分信任和过分依赖则言说着女性独立人格的缺失和隐遁,这于无形之中使得当代女性的“独立”命题沦为一声叹息。爱或婚姻均不能成为女性放弃人格独立的理由,而所谓承诺亦不能成为女性对男性进行道德绑架的由头。重返职场的罗子君让我们领略到女性意识觉醒后的动人魅力,她在为自己寻回尊严和自信的同时,也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欢乐颂》里的安迪以一副霸道总裁的姿态游走于职场之中,能力风范不输男性,更让多数女性望尘莫及。然而,其特殊的家庭出身却是一道始终难以抹除的天然缺陷。不幸的童年遭遇犹如一个随时降临的梦魇,顷刻之间便足以令安迪的骄傲和矜持粉碎一地。职场固然可以成为其践行社会价值的生死场,但心灵创伤的修复则必须仰赖亲伦关系的重建。联系现实情境来看,当代女性始终处于婚恋与职场的双向拉扯下,而唯有巧妙寻求到二者的平衡支点方能助力她们真正实现人生幸福。

  在现代社会的整体语境中,城市和乡村都沾染上强烈的文化隐喻色彩。与农耕文明时代的整体性环境不同,现代社会的生存空间逐步形成强烈的断裂。一边是城市和城市文化的崛起,一边是乡村和乡村文明的失落,人则游走于两者之间的裂隙中。城市的喧嚣与乡村的落寞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的精神地图。不过,与都市剧的强劲势头构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实题材的农村剧尤其是精品农村剧仍然存在很大的创作空间。我国有数量庞大的农村观众群体,充分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求是精品农村剧的创作旨归。因而,就国产现实题材剧作而言,应为荧屏贡献出真正关注当下农村和农民的现实题材剧作。当代不少农村剧也开始借鉴都市剧的创作手法,大量融入爱情、喜剧、时尚等元素,不过除此之外,剧作者们仍需更为全面深入地触及乡村生活的复杂之处,从而真正揭示出新世纪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心理震荡。如《春天里(2017)》在城乡对比的视角下关注了进城务工人员这一特殊群体。作为“沉默的大多数”,农民工“半工半农”的身份特性的确值得深究。该剧关注了农民工的当下生存,以励志+情感的叙事套路为青年农民工谱写了一首“生存神话”。复原军人铁振国从毫无建筑基础的失意青年一步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建筑工人,最终历尽波折成立了自己的建筑公司并率领一群家乡人成功创业。一个来京闯荡的农村青年凭着努力和汗水在北京拼搏出事业、财富,并收获了美好的爱情。这种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振奋人心,不过,在个别成功案例之外,我们仍不能忽视农民工这一群体的普遍生存现状。

  总体说来,现实题材的剧作围绕当代中国人讲述了名目繁多的故事。它以“接地气”的方式强有力地介入了大众日常生活,越来越多的国产电视剧开始思考这样一个话题,即如何完成由“当代中国人的故事”到“当代中国人的日常故事”的构思转型。这里所说的“日常”强调生活经验的普遍性以及生活逻辑的可信性。就艺术表达而言,现实比历史更难以把握。不管是以独辟蹊径的方法进行“正史新说”,还是以新人耳目的形式进行“野史戏说”,历史剧作总是有着无限发挥的可能。然而,现实剧作却不得不面临无形的规约和限制。此外,某种程度而言,艺术表现已经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速度。电视剧从来也不是只能播撒快乐的单一机器,它在娱人耳目的同时也应该以严肃而公正的姿态审视人生、拷问人性。因此,它不应该在真实的人生面前闭起眼睛。正如周梅森所说的那样:“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不应在社会重大矛盾和人民冷暖疾苦面前沉默不语,作家应为时代进步和政治文明发展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③于此,我们又想起鲁迅那一句振聋发聩的箴言——“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既然人生本身就是苦乐兼有、明暗交织的复杂体,那么讲述人生故事的电视剧自然应该尽可能地突破潜在的叙事套路,拓宽自身的表现空间,真正将人心、人性乃至人生的复杂多样以符合电视剧规律的方式呈现出来并以此完成对社会现实的冷静审视。

三、繁复的人性叙事:对存在之思的终极叩问

  不管是对传统精神的当代表达,还是对时代气息的同步捕捉,电视剧所观照的根本落脚点均在于“人”,尤其是信息化时代来临之后“人”的“存在”。与前工业时代的“信息匮乏”有所不同,发达工业时代的“信息泛滥”同样隐患重重。“在这个世界里,忽而是一个事件,忽而是另一个事件,这样的事件突然冒出来,转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一个难以把握的世界。在这个事件里,培根阐释的进步理念已经被技术进步的概念取代了。我们的目的不是减少愚昧、迷信和苦难,而是让我们自己去适应新技术的需要。”④随着现代工业技术的日益发达,越来越多的精神文化产品如同日常商品一样变身为本雅明口中的“机械复制品”,而越来越多的人则在屈从与麻痹中成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机械复制品”虽高效高产但缺乏个性,而“单向度的人”则更是被抽空了思辨能力和创造能力。由此,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盘织交错在一起重新定义了“人”,而这就要求以讲述人生故事为志业的电视剧必须更为及时、精准而深入地把握时代脉搏下的人性律动。

  电视剧堪称大众文化心理和审美趣味的真实投影,同时它又切实参与到主流文化的形塑之中。它讲述人生故事,探究人的命运,于种种冲突之中去呈现复杂、立体、多面的人性世界。一部优秀的电视剧需有一个好的故事,而一个好的故事则必须仰赖一个个血肉丰满、形态各异的“人”。比如在主流反腐剧中,通常以多视角、全方位的镜头语言真实还原出官场网络中的人物谱系,并借助截然相异的人物性格淋漓尽致地诠释各种各样的“人”,尤其是被环境和情理左拉右扯的“人”——因与环境的不协调而焦灼,因与自我的不统一而挣扎,同时还要努力在这焦灼与挣扎中突围困境、谋求发展。“戴着镣铐跳舞”,非官场中人独然,众人皆然。由此,从更为普泛的意义上来说,荧屏人物以接地气、通人性的方式还原了生命的困境与韧性,从而激活了观众的生命体验并引发情感共鸣。

  作为对人的历史与现实进行双重观照的文艺样式,电视剧在技术统领一切的当下创造了一种文化奇观,以电影和文学都不可能达到的广泛性、普及性及深入性塑造着大众文化趣味。不过,当前有些国产剧尤其是古装玄幻片却不自觉地陷入了技术至上、噱头第一、喜剧为本的怪圈,同时在自我解构中呈现出愈加鲜明的“泛娱乐化”倾向。有的剧作由于过分倚重技术,而忽视了角色和故事的本体性地位,有的剧作为了博人眼球制造噱头而罔顾基本的人性规律和艺术逻辑,还有的剧作则一味追求喜剧效果而不惜牵强附会,无视基本的人物情感特质。它们日益显示出“类型化”气质,在角色设定、叙事节奏、场景设计、剧作气质上均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在这类剧作中,人的“在地性”被悬置不论,人性的繁复性被无形遮蔽,因而人物形象变得平面化,人性叙事变得单一化,这些无疑都是对电视剧艺术生命力的无形伤害。电视画面呈现出来的一切归根究底都是为着人物和故事服务,而无论是丰满生动的人物还是精彩纷呈的故事都不能只倚重华丽的服饰、惊艳的妆容或恢宏的场景。倘若本末倒置的话,也不过是依仗电脑的高仿真手段为观众制造了一场浮光掠影的视觉暂留,很难引发观众在人物和故事层面的深层次共情。显然,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电视剧探求繁复人性的根本诉求。

  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专门就电视文化的娱乐性提出激烈的批判。他这样写道:“我们的电视使我们和这个世界保持着交流,但在这个过程中,电视一直保持着一成不变的笑脸。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⑤波兹曼此论针对承载了所有节目样式的电视传媒,对电视剧同样适用。这其实为当前的电视剧创作指明了一个价值陷阱,即电视剧可以借嬉笑怒骂的艺术形式讲述故事,但其内里所嵌入的必须是对历史的严肃重现、对现实的严肃探究、对人生的严肃思考。在形式与内容、表象与本质之间,娱乐化必须是而且只能是前者。倘若不慎跌入“为娱乐而娱乐”的陷阱,将文化质素和价值内涵从电视剧中剥离出去的话,其带来的后果必然是文化的悬置和价值的衰落。而一旦文化沦为一场“滑稽戏”,⑥身在其中的人们只能充当被抽空了人文底蕴的娱乐符号。

  就某种程度而言,优秀的电视剧应该有能力肩负起“镜”与“灯”的双重担当。一方面,它能以光影美学的艺术品性去复原历史和现实交织下的人生故事,另一方面,它又能借大众文化的传媒特点去探照善良与邪恶缠绕下的人性黑洞。此外,它还能凭着内在的人文关怀向观众传递“存在主义的道德观”并引导他们去建立求真、向善、崇美的理想化人生。正如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所言:“一切主体都是通过计划,作为超越性具体地确立自己的;它只有通过不断地超越,朝向其他自由,才能实现自由;除了向无限开放的未来扩张,没有其他为当下存在辩解的方法。”⑦实现“自由的全面发展”,这也是无产阶级思想家马克思对于“人”的终极思考。就“超越性”而言,观众需要,电视剧同样需要。曾有学者将电视类比为传统社会里的说书人角色。的确,“人”是包括电视剧在内的一切艺术形式的根本落脚点。电视剧通过述说人的故事和故事中的人,向荧屏前的观众传递出某种人性观和价值观,而这一切使得观众能够更好地把握人性的历史情状,从而更好地理解历史、把握现在、思考未来。

结语

  如果说历史剧致力于发掘传统文化的精神纹路,那么现实剧则试图追索出时代精神的内在脉络。两者都在人与环境、人与自我的双重冲突中观照人的情感、描摹人的体验、追问人的存在。在大国崛起的时代语境下,包括电视剧在内的一切艺术形式都对民族文化品性显示出强烈的吁求。简言之,荧屏上的中国故事唯有富于民族文化品性方能在世界文化之林立于不败。《传奇大亨》在剧作伊始即抛出一个难题:随着西方电影工业的逐步东渐,唱演传统戏曲的上海戏园遭遇生存困境。剧中,越来越多的观众坐在电影院里看美国电影《淘金记》,而日渐衰落的天舞台戏园终于在观众流失、人心涣散中宣布倒闭。这看似漫不经心的一幕其实极具文化隐喻色彩。就20世纪30年代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而言,在戏曲与电影之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观众为后者所吸引所着迷,而历史主潮同样垂青了后者,现代取代传统而成为牵引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力量,这几乎是不可违逆的历史潮流,却也并没有宣告传统的彻底死亡。陈旧的、腐朽的、为着旧时代人们的审美趣味而创造的文艺样式虽然在现代艺术的冲击下不免岌岌可危,然而,若经过形式和内容的现代化转型,传统的文艺样式同样可以在现代社会熠熠生辉、独具魅力。尤其在当前这样一个全球化日渐增强的信息化时代,包括影视在内的一切中国文艺在接纳世界文艺精品、顺应世界文化大潮的同时,更要坚守民族品格的承续,谋求本土文化的创新。恰如那一句耳熟能详的老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热词: 民族文化烛照的中国故事—当前电视剧创作刍议 编辑:谢宁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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